调下得到解决,当事双方也都会承认官府的判决的权威性。
“打冤家”的事情不是没有,不过,一来,少;二来,都是小规模的械斗,很少出人命,不是原时空那种杀人全家、鸡犬不留、斩草除根的性质。
直接把矛头对准洋人和教堂的,就更少了。
就是说,“烈度”是有限的,远未发展到原时空“天津教案”那种程度,更不必说庚子之乱了。
还有,就有什么小乱子,也是在相对偏远些的地方,四九城里,毂辇之下,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类的“教案”的。
现在可好,扎扎实实,案发于四九城内,而且,一死就是三个人,其中一个,还是个洋人——还不是个普通的神父,是个副司铎!
这可是有清以来的第一次——就是宣宗禁教之前的那几年,风声最紧的时候,都没有出过这样子的事情!
而且,不是案发于普通的教堂,而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一座教堂——“南堂”。
这座“南堂”,由明万历朝时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创建,乃是北京城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。
初初之时,只是一座小小的中式四合院,插上一具十字架表明身份而已,后经顺治朝掌钦天监事的德籍传教士汤若望翻建于原址,又经康熙朝一次重建,一次大修,雍正朝再一次大修,最终定型为目下的规制宏伟的、巴洛克风格的大教堂。
汤若望于原址翻建之时,南堂的地位,就已经奠定了——
世祖曾先后二十四次亲临“南堂”,并在多处留下宸翰:赐御制“通微佳境”匾;堂前有大理石牌楼一座,上头的“钦宗天道”四个金字,亦为世祖手书;亲撰《御制天主堂碑记》,立碑于堂前十字架形状的草地上。
汤若望建成的南堂,除了一般的宗教建筑之外,还有天文台、藏书楼、仪器室等等科学设施,相当一部分的钦天监的功能,假“南堂”而行,这亦是“南堂”地位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康熙五十九年,北京发生地震,“南堂”受损严重,次年,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三世出资重建“南堂”,“南堂”的巴洛克风格,便是奠基于此次重建,不过,这个不是重点,重点是——允许一个西洋国王为修建中国境内的教堂出资。
这是极罕见的事情。
道光十八年,宣宗下旨禁天主教,天主教堂包括“南堂”在内,统统收归朝廷,不过,没收是没收了,朝廷一样着意保护,“南堂”并没有收到什么损害。
目下,中国的教务归法国代管,罗马教廷未在中国派驻“中国区大主教”一类人物,“南堂”的角色,其实就相当于“主教座堂”了。
在这样一个地方,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一个案子,连副司铎——约略可以比拟“副主教”的人物,都被杀掉了——
我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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