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如果自己处在和他们同样的位置上,大概也会是同样的做法。
但现在自己和他们不是处在相同的位置上。因为“追求”不一样,自己所谋,远远大于他们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。
对于自己来说,眼前利益、局部利益,之于长远利益、全局利益,犹如左手之于右手,为获得更大的利益,绝不会提前把必须的投资吃掉;而既然左、右都是自己的,也没有必要这么做。
自己不但不会这么做,也不能允许别人这么做。因为,你这么做,等于在割我的肉。
关卓凡看来,办企业,可商办,可官办,但万万不可“官督商办”,这等于官商勾结,一起挖国家的墙角。
商办不消说了;这官办,需要找到极有操守、极有能力的人来主持。
不论商办、官办,或者说,不论“私有”还是“公有”,关卓凡以为,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,必须“计划经济”。
工业化早期,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原始积累,需要引导甚至强迫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里面,此非“计划经济”不能办。“公有”固如此,“私有”亦然。原时空的日本、韩国,在其工业化形成和所谓“经济起飞”阶段,莫不如是。
“计划经济”的实施,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以做保障。像现在的朝廷,名义上君主乾纲独断,其实是几架马车勉强拼在一起拉货,随便一个所谓清流的折子都可能打消一项重大国策,是根本没有能力保障“计划经济”的实施的。
而中国守旧力量无比强大,连“地球是圆的”都无法想象,不可指望通过辩论、讲道理神马的来说服他们支持改革,只能硬干,反对者须以铁血手段清除,这个也非高度集权不能行的。
比如修铁路、架电报线,难道非得辩清楚这些个东西不会“妨地气、害神元”才办得?
那还能办成什么事?
谭嗣同说:“各国变法,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之所以不昌也;有之,请自嗣同始!”
关卓凡认为,“流血”没错,但可怜的谭嗣同把话说反了,要流的,应该是反对变法者的血。
为此,关卓凡甚至不排除发动一场规模适度的内战。
至于“启发民智”什么的,根本缓不济急。宣传很重要,但以中国之现状,所谓宣传只能自上而下强行灌输,指望自下而上形成足以影响大局的舆论,完全与虎谋皮;民间自发的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宣传,死水微澜,一点用处都没有的。
这些,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。
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,工业化一定会动中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——地主和士绅阶级的奶酪的。
两汉以来。这个阶级才是中国两千年来的真正的统治阶级。皇帝不过是他们的一个代言人。
清朝后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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